所以，评价基准作为一种框架性限制因素，是制度设计者不能回避的，必须予以考量的价值准则。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成立行政法院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提供无漏洞的、有效的公法救济和保障途径。
如前所述，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根基，是行政审判的基础。[41] 而对主观公权利，学界和实务界都进行了扩大解释，使间接受到行政命令实际影响的公民也可以起诉，即，不仅是行政措施的相对人，而且主观权利地位受到行政措施影响的第三人也可以起诉。[71] 2. 公法争议救济途径过于分散。[21] Sendler, 125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 Woher Wohin, VBlBW 1989, S.42. [22] [德]米歇尔施托莱斯 著：《德国公法史（1800-1914）》，雷勇 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因为在城市规划争议中，存在多方利益相关人，有行政许可机关、工程建设主体、受影响的居民、环保组织等，而且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各不相同，无法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
[8] 另外，设立行政法院法院的法律依据并不充分，而且行政法院并不是实现行政审判专业化的必由之路,其成本也需要理性考量。这样一来，建筑法中的相邻权人或许可的利害关系人、竞争者都享有了诉权。否定说一般认为：宪法序言的内容是一般的、抽象的，没有明确的具体性。
第三，社会公德的判断标准是人的主体性。七、慧梅如自愿出嫁，一切费用由慧林夫妇负责（要按当时社会的中等水平对待）。伦理道德则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约束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伦理道德往往占社会公德很大的比重，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公德指的是伦理道德。这一用法逼迫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社会公德做通盘考虑：何谓社会公德，如何应用。
宪法文本中与社会公德相关的条款有：宪法序言、宪法第24、53条。而受教育的机会与主体地位未必那么紧密，因此齐玉苓案即使援引社会公德条款也比较勉强。
而伦理道德和个人道德两者在宪法的视野中价值比重是一样的。德国法院认为，这一承诺违反善良风俗，对丈夫的行动自由作出的限制，违背了婚姻的道德本质。这一案件本身很简单，但有人甚至将之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xxxiv]，可见对社会公德领域的错误理解仍存在。这种强制执行也使社会制度失去重新检讨其道德基础，更新理念提高和升华的机会。
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道德是社会公德最为常见比重最大的来源。所以，宪法做如此规定也算是自然而然的。……国家在进行保障之时存在着一种基本制约，即在消除那些社会弊病、恢复市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的限度上，国家才助市民们一臂之力。[xxv]新的判决认为杀害尊亲属罪与杀人罪应该可以同样适用缓刑，这实际上不再肯定和支持儒教提倡的亲亲、尊尊的公共道德及其相关制度。
三、社会公德的公法应用 社会公德在公法的应用非常有限。立宪者实际上认为制度优先于道德，以制度价值裁剪道德价值。
一般说来，不管使近代还是现代，自立原则均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在很多时候，人们是基于对个人或社会重要利益的深切关怀形成道德共识，作为社会公德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也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利益受到影响，当影响到一定程度时，寻求以法律的手段维护个人或社会利益即成必要。
首先，判决宣布崇敬先烈的社会公德。因此，所有私法协议、法律行为及作为都不能与之相抵触。据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的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两个案件在法理上都会碰见同样难题，即宪法以规范国家和公民关系为主要内容，直接将宪法权利适用在公民之间关系存在对宪法规范本质的泛化理解。既然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就意味着告别传统，自然无法像常委会所主张的从传统获得支持。现代法律并未如密尔所言，个人善恶皆付诸个人，国家不管不顾。
但如果政府信奉国教，而将异教徒认为是道德堕落必须严惩则不然。第二，社会公德条款的效力具有有限性，只有在民事行为严重违背宪法价值秩序时才可以宣布其无效。
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
因此，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的实现依赖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中把人的主体性奉为最高原则和目标加以落实和实践。[xlii]在梁洪文诉李果红等侵权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擅自迁移原告母亲坟墓的行为，损坏原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
宪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载体。社会又拥有一种助力，就是人们借厌恶或鄙视而加于所识者的一种阻挡不住的自然惩罚。以赌博为业没有开设赌场严重，只能认定是生活堕落，国家是否要以刑法的手段来拯救个人德行不无疑问。因此，我们主张回复婚姻法第22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逻辑，开放子女第三姓的可能，以公民自主为原则而非例外。
但社会公德条款的适用不能直接等同于宪法的民法效力，原因包括：首先，社会公德条款可以吸收的主要是宪法价值体系，无法对宪法具体条款照单全收。该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建议英国议会取消对同性恋和非公众卖淫行为的定罪。
[viii]当然，宪法文本没有将社会公德规定为限制公民权利的理由，并未排除平衡的司法职责。最高法院曾在争议《刑法》第205条第2款有关伤害尊亲属致死罪规定的案件中，认为亲子关系不属于社会身份，而是规范夫妇、父子、兄弟关系的道德，乃人伦之本。
社会不仅仅为一切教育力量所武装，而且还被公认意见的优势权威所武装，这种权威永远在左右着不配自作判断的人们。再次，宪法提倡的社会公德是制度道德和权利道德，意味着社会公德并无确定可援引的规范内涵，制度道德和权利道德是社会主义制度、人的主体性在道德领域重申。
民法中以善良风俗措辞的国家，其善良风俗的内涵在二十世纪也已经相应调整，在一定意义也经历了从伦理道德到公民道德的变化。但当人们因为某种制度而选择保护公共道德时，这一制度本身是否值得保护首先受到拷问。但今天此种情况只是根据具体案件才能认定为无效，如出租人收取非常高的租金的情形，因为这意味着承租人为了收回成本，就必须在经济上剥削妓女。[xxvi] 但时至今日，传统的家族制度和伦理秩序已然解体，不应该限制公民的姓名权，包括姓的自主决定。
过分主张性的自由，就没有理由对卖淫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法官的个人的道德观与公民的道德观平等，法官不应以自身权力强行推行自身道德观，这也会构成道德的法律强制。
德国法院普遍承认，妓女可以就妓院老板已经承诺而没有发放的工资提起诉讼。社会公德更侧重调整人与人之间涉及社会秩序的政治、经济、劳动等方面的交往。
国家或政府对公民的爱不能超越甚至湮灭公民的自立和自由。第二，社会干涉个人的理由仅止于个人对社会或他人的伤害。
